梁诚先生像

梁诚与美国庚款退款

1900年，以美、英、法、德、俄、日等国为首的八国联军打败清廷，并于1901年与清廷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朝政府向的西方十四国（其中包括未参战但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损失的几个欧洲国家）支付战争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由于战争爆发的1900年为中国庚子年，因此此项赔款被称作庚子赔款。赔款数额带有强烈的侮辱性，即以当时中国人口数量计，每人赔付一两。按约定，赔款分39年还清，年息4%，本息合计为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

按照列强各国议定数额，美国得到全部赔款的7.32%，折合24440778.81美元，本息共计则为53551551.15美元。

1905年，清廷驻美公使梁诚得知美国在庚款问题上有所松动，抓住机会向美方提出降低赔款数额的要求。美当局也承认原索赔额度虚高，认为“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美金，所余1200余万元，实为浮数，受之有惭愧，应以之退还中国。”1906年，又有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教育，资助留学。这样，1908年，罗斯福总统即向国会提出议案，将赔款由原来的24440778.81美元减为10785286.12美元，减掉大约一半。这便是美国的第一批退款。按照美国政府与清廷的约定，这笔退款主要用于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费用。而现在的清华大学前身即为美国庚款退款所建留美预备学校之清华学堂。

第一次庚款退还之后的十余年，美方又有将庚款全部退还之意。得知此情，中国社会活动家余日章在1923年提议，希望美国把第二批庚款的一部分用于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当时正在武昌创办“文华公书林”和文华大学图书科的美国人韦棣华女士积极响应，她为余日章的提议拟定请求书，并征集到中国一百五十多位知名人士的签名。韦棣华回到美国，在华盛顿奔走半年多时间，先后拜谒了总统柯立芝、美国国会的八十二位参议员和四百二十位众议员，并力邀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鲍士伟博士来华考察中国图书馆事业，以促进美国将庚款用于中国图书馆事业想法的实现。在韦棣华等人的努力之下，1924年，美参众两院通过《续退庚款案》并获总统批准，同意将总数6137522美元的庚款余额全部退还中国，并决定由中美双方组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监督庚款的分配和使用。董事会还针对武汉文华大学作出每年补助万元的专门决定以表彰韦棣华女士所做贡献。

这样，在韦棣华、余日章等人的积极争取下，美国第二次的庚款退款，有相当大的比例用于了中国图书馆事业。除资助文华大学开办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之外，更重要的事项有：创办北京北海图书馆；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建清华学堂图书馆；建北京大学图书馆松公府新馆；建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等。我曾拟过一篇论文稿，题目为《美国庚款退款与中国图书馆馆舍建筑之彻变》，就是想在庚款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联上做一点探讨，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在促成庚款退还进程中发挥作用的人物有很多，其中韦棣华女士我已有专文，本文只想讲讲清廷驻美公使梁诚。

梁诚（1864—1917）原名丕旭，字义哀，号震东，广州黄埔村人。12岁时，梁诚考取了第四批留美幼童团赴美留学，就读于安多夫佛（Andover）菲利普斯学院。该校虽称学院，实为高中，但却是美国最顶尖的私立高中。梁诚在校学习六年，毕业后因被统一召回，未能再进美国大学深造。梁诚回国后，先是在总理衙门任职，后任清廷驻美使馆参赞。1903年起升任驻美公使。

1903年初春，梁诚率员赴美就职。他当时并不知道，一次中美之间重大的外交事件就此拉开序幕。

有文献表明，早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前，美国政府已做出降低赔款要求的暗示。在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又提出降低赔款额度的倡议，由于得不到其他签约国响应，未能实现。1902年，《纽约时报》刊登文章，称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正考虑如何向中国退还多索庚款。1904年，由于银价下跌，列强各国包括美国想让中国以金抵银，这将使中国赔款负担更加沉重。梁诚就此与国务卿海约翰进行交涉。交涉间，梁诚敏锐地察觉到美方自觉赔款额过高，且有减免之意。于是梁诚机锋骤转，以相逼过甚恐引发中国民众更强排外情绪等说辞为由，提请美方退还部分庚款。海约翰对梁诚所言颇为赞同，口允“自当极力代谋。”交涉归来，梁诚立即电秉朝廷，适时将外交工作重点从坚持以银赔款转向谋求退款。1905年，在他给朝廷信中说：“自海约翰代陈鄙意，倡议减收，又经诚运动劝说，近来上流议论已觉幡然改变，即固执如户部大臣疏氏者，亦不复显然相拒。观其机兆，似可图成。美使柔克义于此举尚表同情。”（这里所言户部大臣疏氏应为美国财政部长Leslie Show）

海约翰是美国政界力主退款的重要人物，他曾对梁诚许下诺言：“此事倘议论不生阻力，必于贵大臣任内办妥。”可惜海约翰不久即辞世，未能将诺言亲自兑现。还好，后来的国务卿罗脱（E.Root）以及内务部长格斐路（J.R. Garfield）、工商部长脱老士（O.S.Straus）、美国驻中国大使柔克义（W.Rockhill）亦积极主张退款。柔克义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海约翰经常与我说起此事，每次他都表达这样的意见，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履行公正。但退款的事情在国务院中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只是在海约翰和我之间一再讨论，因此，提请您关心此事是我的责任，也是对海约翰的纪念，相信以您的智慧，您能够决定以某种方式完成这一愿望。”

事情当然并不简单。在梁诚与美方交涉期间，中国发生了粤汉铁路收回路权事件（此事亦由梁诚负责交涉并获成功）、广东杀死五名美国传教士事件，美国也发生排华事件以及由此引发中国抵制美货运动。这些都对退款交涉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另外，退款用途也是美方关注的重要关键。对此，梁诚首先以“减免之项如何用法，则是我国内政，不能预为宣告。”为辞申明主权立场，但由于确知美方希望庚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美，便顺势而为，也全力主张庚款专用留美，以免“因疑生阻”。他在给国内的信中说：“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即使如数归还民间，未必获益，与其徒资中饱，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移应要需，定树人之至计耶！”信中“徒资中饱”一词，令人感慨。

1905年9月，罗斯福总统会见梁诚，表示退款一事待议院开会时即行讨论。同时表示，虽海约翰已去世，他则“自当勉竟其志”。梁诚受到鼓舞，便更加积极“运动议绅、报馆发论赞成，以期决可。”

在此期间，美国的热心中国教育人士以及教会人士也纷纷向总统进言，力促退款留学计划。这些人中，有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有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等。明恩溥是一位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传教士，他对庚款助学的促成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记得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中国书店以接近废纸的极低价格买过他有关中国的四本书，其中包括《中国人的素质》，可惜买的书往往不急着看，所以至今这四本书还不知藏在我的哪只纸箱子里——题外话。至于美国政府以及民间人士之所以热衷于以庚款助学，在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呈给罗斯福的《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中说得明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1907年4月，在梁诚即将离任回国之际，罗斯福约见梁诚，表示“欲于贵大臣回国之前，宣布此事，以践前诺。”赶在梁诚回国之前，6月15日，国务卿罗脱特意正式致函清廷，宣布美国总统将在下次国会开会期间要求授权修改与中国签订的有关赔款协议，豁免和取消部分庚款。7月3日，在核清退款并得悉“国会核议，必不拒驳”之后，在“美国各埠著名报纸，异口同声，极力赞助”声中，梁诚启程回国，结束了他的这次外交使命。

美国庚款退款直接的后果就是庚款留学以及清华学堂的诞生。由于美国的带动作用，其它各列强国也相继将庚款以类似方式退还给了中国。梁诚的行绩给“弱国无外交”一说提供了相反事例，其折冲樽俎之功，自当推重。虽然第二批庚款退款时梁诚早已辞世，但追根溯源时还会想到梁诚。而正是这第二批庚款退款引发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之“彻变”。（20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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