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传军：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推动智慧图书馆发展（图）

采访时间：2021年7月12日

初稿时间：2021年7月18日

定稿时间：2021年7月21日

近年来，智慧图书馆的研究和实践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由于智慧图书馆的实践尚未充分展开，对于智慧图书馆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仍然有待进一步厘清。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索传军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因此，e线图情就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智慧图书馆发展这一主题采访了索传军教授。

一、关于学术生涯

刘锦山：索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职业生涯和学术经历。

索传军：感谢刘总提供这个交流与学习机会。我1987年参加工作，至今工作34年了。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有一半时间是在图书馆工作，一半时间是在从事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我本科专业是水利工程建筑专业，但第一份工作是图书馆情报中心。正是这份工作经历，让我踏进了图书馆学，并一直工作至今。客观地说，刚刚接触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时，我与许多人一样，并不理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当时，我被同学和朋友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你在图书馆干什么？看到他们满脸的疑惑，我一时也难以解答。后来师从于武汉大学原图书情报学院（现信息管理学院）焦玉英教授，读了情报学硕士和博士后，对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才有了点粗浅认识。

我的学术经历可以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郑州大学和原郑州工学院图书馆。这一阶段的工作，使我获得了进入武汉大学的学习机会。第二阶段是郑州大学原信息管理系（现信息管理学院）。2003年1月-2007年6月，我在信息管理系先后任系副主任和主任，对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也开始了自己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生涯。这段时间不长，但我这段时间产出的学术成果最多。第三阶段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年工作经历。2007年被原文化部作为数字资源建设与管理首席专家被引进国家图书馆。在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工作期间，一方面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开展了博士生教育，与南开大学开展了博士后工作站的建设，并于2009年申请建立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培养；另一方面筹建了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国家图书馆国际访问学者办公室，进行我国图书馆行业标准的制订和图书馆业务和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这段经历加强了我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与现状的进一步了解。第四阶段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我是2011年9月调入人大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至今已经十年了。人大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是全国“双一流学科”，为我学术上的进步提供了保障。我目前主要从事数字资源管理、知识组织和学术评价方面的研究与教学。

二、关于智慧图书馆的内涵与本质

刘锦山：索教授，最近几年，关于智慧图书馆的应用研究和实践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在图书馆建设特别是新馆建设过程中，智慧图书馆成为重要的抓手。但是，对于智慧图书馆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关于智慧图书馆的本质、内涵仍然有待厘清。我们知道，基础理论对于应用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开展具有奠基性和引领性作用，因此，智慧图书馆应用研究和实践突破仍然要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寻找根据。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请您从图书馆学视角出发谈谈智慧图书馆的内涵和本质。

索传军：您所说的智慧图书馆，现在的确是图书馆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我也十分关注图书馆的发展问题，如智能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等。也常阅读一些论文等，了解有关进展，从中也受到了不少启发。

我前两天在知网简单查询了一下，仅期刊论文就有3728篇，另外还有许多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和学术报告等。从有关文献资料的研究论题看，有关智慧图书馆研究的主题十分广泛。但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一方面将“智能”和“智慧”两个概念相混淆，在有关文献中“智能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混用的情况较常见；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文献将“智能图书馆或智慧图书馆”作为一个研究预设或前提和基础，然后基于这个“虚假研究预设”展开讨论和论述。因而，您提的问题很有针对性。

您的提问，实际上包含两重要问题，一是智慧图书馆的内涵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智慧图书馆？这表面上看是给智慧图书馆下定义，实质上是我们如何认识智慧图书馆，它的内涵是什么；二是智慧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更难回答。但又是我们开展智慧图书馆研究和实践的理论基础。我认为，这是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理论问题。若我们不能科学回答这些问题，将会影响未来智慧图书馆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和发展。

首先，我想谈谈对智慧图书馆的认识。要想理解智慧图书馆，还需要从基本概念入手。关于智慧图书馆概念（或术语）的来历，从有关文献看，主要有两个，一是借鉴了智慧城市等概念；二是借鉴了国外相关文献。另外，在一些文献中，将智能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的概念混用，或将二者等同较为常见。

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的王世伟研究员和上海图书馆的刘炜研究馆员是较早开展智慧图书馆研究的学者，他们也有多篇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智慧图书馆概念内涵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段美珍和初景利等最近网络首发的发表在《图书情报工作》上的《智慧图书馆的内涵特点及其认知模型研究》一文。该论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54个有代表性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将智慧图书馆界定为，“智慧图书馆是以人机耦合方式致力于实现深层次、便捷服务的高级图书馆形态。”。这个定义相交与以前的一些定义，有了一些进步，提出了“人机耦合”，但也并没有能够准确界定智慧图书馆的本质和内涵是什么。

关于智慧图书馆内涵的认识，我们认为首先应该辨析“智慧”和“图书馆”的内涵。这里，我只想简单地辨析一下智慧图书馆中的“智慧”具体指什么。依据百度百科的解释，智慧是生命所具有的基于生理和心理器官的一种高级创造思维能力，包含对自然与人文的感知、记忆、理解、分析、判断、升华等所有能力。很显然，智慧是“生命体”的一种能力。这个解释比较符合我们的认知。我们通常说，某某很智慧。这是说，这个人利用知识和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图书馆不是生命体，那么其智慧图书馆的智慧来自哪里呢？我认为，智慧来自于我们图书馆的馆员。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当代图书馆馆员比前辈更聪慧。也不是说，我们天生比他们处理问题能力更强或更会处理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我们处于万物互联时代，处于数据智能时代，我们拥有比以往更多的“数据和算力”。可以借助“机器”扩展我们的感知能力，利用“软件+数据”或者“数据智能”等信息技术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从而使得我们图书馆馆员更聪慧。正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工程学与伦理学教授布雷登.R.艾伦比所说，一种新的全球认知生态系统逐渐形成并向世界的各个方面渗透。人类认知不是唯一的认知形式。技术和设备能够扩展和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说，智慧图书馆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在新信息技术环境下，图书馆馆员借助于“机器、软件和数据”等，不断拓展和提高对读者需求和图书馆业务环境的感知和认知能力，不断提高应对环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读者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文献、信息和知识服务。

关于智慧图书馆的本质，其实我在想，无论什么图书馆都是图书馆的一种形态，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图书馆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存在方式。因而，从本质上说，智慧图书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本质并没有变化。相较于以往的图书馆形态，其变得只是服务方式。所谓的“智慧”，我理解就是图书馆馆员在机器的协助下更懂得读者或用户的需求，能够更及时地为读者提供更有针对性和更有人文关怀的服务。智慧图书馆中智慧的主体既不是图书馆，也不是设备或机器，而是拥有图书馆学等知识，并拥有一定处理问题经验的馆员。不同的是，在新的信息技术环境下（如数据智能等），图书馆馆员可以借助于信息技术有效感知或预测到读者的需求，并基于掌握的数据、软件和机器，能够及时地有针对性的为其提供适合其需要的服务。

三、关于智慧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

刘锦山：索教授，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数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一直持续到现在，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智慧图书馆是在数字图书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同时，任何概念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与其他概念相比较而建立起自己的特殊性的，从而确立起自己的存在。请您谈谈智慧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索传军：从有关文献资料看，有部分学者认为，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发展的一种新形态或高级形态。如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的王世伟研究员等；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智慧图书馆是网络数字化环境下图书馆发展的必然阶段或趋势。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初景利教授也发文论述了从数字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一定程度上，揭示或解释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因而，关于这个问题，多数学者具有比较相近或相似的认识。认为智慧图书馆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数字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图书馆发展的高级形态。从社会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时间维度来看，这种观点比较好理解，也较为科学。

关于数字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二者的联系与区别，今天，我想从图书馆宗旨、馆藏和服务等方面谈一些我个人的粗浅认识。

二者的联系。图书馆的主要职责是“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一方面对人类历史文献和生产知识（以文献为载体）收集、整理、保存和保护；另一方面为社会提供文献、信息和知识，促进社会实现信息和知识公平。这正是图书馆的价值所在。无论是什么形态的图书馆，其宗旨、职责和基本功能不会变。改变的只是服务的手段和方式，改变的只是对信息和知识获取的体验和效率。数字图书馆的概念也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而出现的。数字图书馆不仅改变了传统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构成，而且改变了人们获取馆藏的方法，使得人们（读者或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地获取自己所需的馆藏文献或信息（理论上，实际上由于技术和版权等限制，并未完全实现），极大地提升了人们获取馆藏的体验。智慧图书馆是近些年，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智慧城市等概念的提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信息和知识获取的需要。智慧图书馆更侧重于满足图书馆服务的自动化、智能化、个性化等。二者的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从服务社会这个大的宗旨看，二者是密切联系的，是网络化和数字化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

二者的区别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馆藏构成形式不同。数字图书馆顾名思义，馆藏以数字化形式的各种文献资源构成。智慧图书馆（其实，称为智能图书馆也许更恰当）作为数据智能时代图书馆的一种高级形式，馆藏以数字资源为基础，但表现形式上更加多元化。除了以数字形态存在的数字馆藏，还有各类数据馆藏，以及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满意度的软件资源。数据馆藏既包括对馆藏文献“碎化”后形成的以数据形式存在的各类知识元，还包括与用户相关的数据，如用户访问图书馆和数字资源使用数据。另外，软件即服务，在未来图书馆将处于一个活的生态之中，服务于图书馆管理和用户的各类软件资源，也是智慧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些软件资源，扩展和提高了馆员的认知能力，使得图书馆馆员更加聪慧。这也许是智慧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的重要区别之一。

其二是二者服务方式与程度或质量的区别。数字图书馆提升了用户对馆藏文献发现与获取的体验和效率。智慧图书馆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用户的服务体验。数字图书馆改变了对馆藏获取的便利性，但对于用户来说，仍然停留在“千人一面的被动拉取”阶段，无法更好地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智慧图书馆将借助于“机器、软件和数据”，探求对用户需求的“感知或预测”，提供更有针对性或个性化的服务。智慧图书馆将拓展馆员的感知范围，提升馆员的认知能力，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也需是二者最重要的区别。

四、关于知识元与智慧图书馆

刘锦山：索教授，您刚才谈到作为智慧图书馆数字馆藏形态之一的知识元，请您具体谈谈知识元思想及其对智慧图书馆意味着什么？

索传军：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对图书馆学内涵的认识谈谈自己的认识。长期以来，关于图书馆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问题，学界一直没有形成共识。一方面使得图书馆学研究（边界）过于泛化，缺乏核心主题和理论体系的研究；另一方面过于关注社会热点，追新追热成为当前图书馆学等相关期刊和论文的主流。例如，智能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的研究。

从全球看，图书馆学已经提出200多年了，在我国有有100年的发展历史了。但关于图书馆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科学认识。这也许是图书馆学发展缓慢，其学科价值的不到社会大众认可的重要原因。以至于，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蒸蒸日上的今天，图书馆学专业学生招生出现让人难堪的窘态。

当前，有许多人简单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学说。我认为，这些认识比较狭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图书馆学诞生于图书馆，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学说。应该从图书馆和社会价值的角度去思考图书馆学的本质。无论什么时代，也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人们对文献、信息和知识的需求不会变。改变的只是文献、信息和知识的载体形式和表现方式。图书馆的形态可以发展变化，但为人们提供文献、信息和知识服务的本质不能变。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静止的、绝对的，是发展的。图书馆曾经是图书馆学发展一定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例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图书馆学理论，就是建立在图书馆这的研究对象之上的。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建设，应超越机构说和要素说等有型的物质，应关注其本质“知识”。

我认为，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为人们提供文献（知识的载体）、信息和知识服务，从而缩小其对事物认识的“信息势差或知识势差”。因而，图书馆学解决这一问题，或者说，以此为轴心，构建理论体系和完善方法论。图书馆是图书馆学应用的重要场景之一，但不应该是唯一。因为，人们获取文献、信息和知识的渠道不止图书馆一个途径。图书馆学理论也不能仅满足于图书馆的文献、信息和知识服务。

智慧图书馆作为图书馆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本质是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服务。我认为，未来智慧图书馆服务的重心是知识服务。然而，我们当前图书馆的馆藏是各种载体的文献。文献内容记录着知识，如何对馆藏文献中记录的知识的管理是未来智慧图书馆建设的重点之一。知识元是文献的核心内容。我们可以认为，一篇文献是一组知识元的逻辑组合。对文献中包含的知识元的识别、挖掘、描述和管理，将成为智慧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

还有一点，未来文献（或出版物）的形态是否会发生变化。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文献的边界也会被打破。文献将以一种新的形态呈现给读者。或者说，我们可以重新界定文献。未来，出版社的核心不再是“版（一种形式化的结构）”，不再是“千人一面”的板式，而是按需呈现和展示的能力。这都有赖于对文献内容的碎化—内容组件单元或知识元。我认为，在将来人们不仅可以获取文献，而且可以直接获取文献中的知识元。

总之，智慧图书馆的发展，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应该重视知识元的问题。

五、关于智慧图书馆未来发展

刘锦山：索教授，您对智慧图书馆今后发展有哪些思考？

索传军：关于智慧图书馆的发展，我认为，智慧图书馆作为图书馆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提出这个概念是好的，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方向，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但是，若仅仅停留在概念创新，不从用户需要和图书馆本质和实际业务出发，去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智慧图书馆也许仅仅停留于相关文献之中，很难改变图书馆的实践，对图书馆事业的推动作用将非常有限。

其实，对于普通读者或用户来说，他们并不关心什么传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智能图书馆、智慧图书馆。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到图书馆体验是否好，能否解决其问题，或者缩小信息或知识势差。

智慧图书馆是我们图书馆学界和业界为适应社会发展大环境而提出的新概念。尽管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也缺乏对其内涵和本质的认识。但是，概念的提出，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图书馆学人对图书馆发展的预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高度的事业心。不过，愿望很美好，重要的是付诸实践。无论智慧图书馆设想的多么完美，智慧都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需要我们图书馆学界和业界的通力合作，去研究解决智慧图书馆建设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智慧图书馆的路还很远很远。我建议大家，阅读一下华中师大李玉海教授等的论文《我国智慧图书馆建设面临的五大问题》。当前，智慧图书馆有关问题，该论文多有论述，在此我不再多说。

关于智慧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是一个大问题。我对智慧图书馆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只能借此机会，粗浅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客观的说，期初我对智能图书馆或智慧图书馆这种称谓有一些抵触。我是想，互联网的兴起，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已经二十多年了，其实除了馆藏资源构成的变化，用户文献获取的便利性的变化外，与传统图书馆相比，服务水平没有太多改变。其实，一个机构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什么。你能满足社会什么需要，你能解决用户什么问题。或者说，图书馆的价值，不是我们自己说的，而是取决于社会大众的感知和认识。当然，在当今全媒体时代，一个好的创意，既可以“吸粉”，又可以增加“流量”。也许通过这种概念上的创新，能够改变图书馆的现状。

我个人认为，未来图书馆学界应加强智慧图书馆相关理论研究，例如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拓展图书馆馆员对用户需求的感知，如何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提升对馆员的认知能力，从而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满足服务社会之宗旨。如何基于任务与场景对文献或知识进行组织，如何对馆藏文献进行数据化和语义化等等。总之，图书馆界应加强基础业务建设，针对数据智能时代图书馆馆藏资源构成的变化，加强馆藏文献的数据化语义化建设。同时，加强馆员专业知识和业务素质的建设。智慧图书馆的智慧，不能依赖于“机器+软件+数据”，主要还是我们馆员的智慧。

刘锦山：索教授，我们知道，最近十多年来，您一直在主持《图书馆学科发展报告》的跟踪研究，请您结合这方面的情况谈谈图书馆学与智慧图书馆研究方面的情况。

索传军：自2011年至今，整整十年了，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牵头，我们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和国家图书馆等全国图书馆学界和业界的多家单位的专家开展了三期《图书馆学学科发展报告》的跟踪研究。在这里，我还是要首先感谢一下参与跟踪研究的专家，南开大学的柯平教授、北京大学的张久珍教授、中山大学的张靖教授、武汉大学的吴丹教授、南京大学的欧石燕教授、河北大学的金胜勇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贾君枝教授、北京大学的张广钦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齐虹副教授等等。总体上看，图书馆学的相关文献数量不少，但质量偏低。我时常听到一些“专家学者”讲两个问题，一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脱节；二是理论研究论文太多。其实，这两个问题，我们在跟踪研究中并没有看到。客观上，近些年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并不活跃，也鲜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

智慧图书馆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国内相关文献已经有数千篇，可以说是近期的头号热点，各种期刊也是争相发表相关论文。我认为，学术上的探讨曾鸣是好事。但是，我还是想建议，应该理性地看待智慧图书馆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等问题。我们在研究和开展建设时，多问几个为什么。特别是跳出图书馆，站在全社会和用户的角度思考一下，社会和用户对我们有何期待？我们研究解决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解决对于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是否有帮助？我们图书馆的这项实践，改变了什么？对于馆藏管理和用户服务是否有提升？等等。避免一些“基于一个虚假预设，开展一些虚假的毫无意义的研究”。

另外，科学理性地认识相关技术对图书馆发展的推动作用。图书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转型。但技术的推动永远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我们图书馆馆员。智慧图书馆的智慧仍然有赖于图书馆馆员的聪明才智！

知网，主题途径，检索词“智能图书馆或智慧图书馆”，检索时间，202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