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读胡适的书励志

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大）政治系。先后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工作；现供职于河南教育报刊社。1977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品；上世纪80年代出版《中国学生运动史话》和《危拱之传》；90年代以来写读书随笔和散文，结集有《羞人的藏书票》《只有梅花是知己》等。2008年出版日记体随笔《看草》。

1978年秋季入学我读大一，当头炮，主课首先学中共党史。学校发的教材五花八门，多数还来不及更新—— 党史课本仍袭用工农兵学员使用过的系里的自编本，透明的油光纸，凡是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地方，用同号字黑体排出，正反两面都凸出来。当年受中学时代有大学资历的老师的影响，新入校的大学校友，尽管还互不熟悉，但地不分南北，一致都有衡量学校好坏的两条标准：出名的教授有没有，多还是不多？校图书馆的藏书量大不大，有多少？有来头且资格老的高校，在武昌出大东门二面皆占得好山头，母校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站牌曰广埠屯。下车向南朝桂子山上走，迎面的大楼就是校图书馆。从旧年的教会学校中华大学算起，到眼前，学校图书馆累计库存对外称有中外图书160万册。

高考制度恢复之初，以77级和78级同学为代表，还流行一句叫得响的口号“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光夺回来！”此话对年龄在30岁左右的“年兄”(包括大姐们)，似乎尤其有切肤之痛。有两幕历史的镜头，一长一短，令我长久不忘。首先是四年之间，每天晚上风雨无阻，用功者到图书馆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争座位，每群都轮流派代表不去食堂吃晚饭，先到图书馆大门口排队，开门了则一窝蜂抢着登楼，几乎每次都有挤掉书本、书包、鞋子(武汉话音“孩子”)的，落地有手表和眼镜也不稀奇。再者，那时候每周要露天放电影，学生像军人一样，各自带着长期租用学校的小板凳持票入场，这时也有占座位的。校运动场依地势修在山上的开阔地里，相邻的篮球场在斜坡上，环绕有阶梯，电影就在这球场上放。这天或许演的是墨西哥影片《叶塞妮亚》，中途有人搞恶作剧——— 忽然高处车灯骤亮喇叭响，仿佛即刻要冲下来，顿时全场炸了窝。这场虚惊如暴风骤雨过去，第二天篮球场遍撒纸钱似的全是零散的书，图书馆自然受灾严重。这一点说明了，当时我的同学，众人都是曲不离口(背《英语九百句》或单词)、书不离手的。教室和宿舍里配电视是很晚的事了，1979年的时候，汉口的中山公园每天夜里都摆着一台彩色电视让市民看希罕。

回首往事，那么多的人只要不放假，天天挤到公共阅览室，上并没有特别要求和规定的晚自习，现在想起来，其中应该有一部分的人属于从众行为，闹“人来疯”。因为明摆着还有各系的大小教室和寝室也可以看书做作业，学校没有整齐划一。我们另有一拨同学，不喜欢公共场所大集体的约束。以两三个军人学员为代表，他们从一开始就干上了《资本论》或《小逻辑》，却都是在人少的地方埋头钻研。我从小学不好数理化，喜欢看闲书杂书和文学作品。一年级学党史，很直观的，觉得不难。全社会正在搞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历史人物和事件在逐步廓清，有的努力还原真相。任教的老师水平不一样，有人确实讲得好。我们和历史系合用一个教学楼，他们有张舜徽、熊铁基和章开沅教授等人，熊铁基先生还给我们上了一学期公共历史课，所以我们系不少人从私底下羡慕历史系。但是，正因为先入为主学中共党史，我逐步和担任助教的郭圣福老师联系多了。大个子郭老师两地分居还没解决，他是个敦厚且文质彬彬的人，军人出身的工农兵学员择优而留校的。每节党史课，他都像小媳妇侍候公婆一样端坐在后面听讲，下课了耐心解答学生的提问。他征服大家是在每次小结和应考前的辅导课，从马列讲到毛著，出口成章，井井有条，且一丝不苟。用时下的话表示钦赞，郭老师真是“太有才了！”我去他单身宿舍里送作业，发现他总是正襟危坐在读书。他条件当然比学生好，借到手的参考书，有国民党元老邹鲁担纲编的多卷本《中国国民党史》，是旧年的出版物；港台才进来的，如张国焘《我的回忆》，是合订起来如大账簿一样的复印本等等。我很冒昧地提出来看一看，郭老师如老兄，二话没说就让我拿走了。大学毕业，我在北京的时候，有次和管资料的胡秀春一块去内部书店选书，先去了人民出版社的团购处，这是1983年，内部出版的“灰皮书”系列，从张国焘到王明到陈公博，还有红军时期共产国际的军事代表李德，十多种回忆录我全看过，全是上大学时郭老师借我开眼的。董乐山先生翻译的《西行漫记》后来公开出版了，可在此之前，郭老师还让我猎奇过胡愈之最初出的复社本，还有《续西行漫记》。

他只给我们当了一年的助教，但我和他的密切联系缘于书而持续了四年。我一度想搞中共党史或现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郭老师那里受益、近朱者赤的结果。

我一进大学门，就有自我的起码要求，虽然不是学中文的，但我要对着外国文学史的教材，把规定的外国文学作品全看一遍。但，最有意思的是二年级开头，才开学我去找郭老师，他正在读胡适的《四十自述》。胡夫子这时还是负面符号，党史课本从《新青年》在五四运动后期的分化中，就给他一把贴上了坏人的标签；何况我未上大学时，看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1976年某期，就登有胡适作为反面人物的故事连载。我前面说了，同学们一入校，就共同营造了十分浓厚的学习氛围，接连着五篇六本真读进去了，那自然要产生做学问的勇气。当我回到宿舍，展开这本不大的《四十自述》一读，竟然再也松不了手！书是亚东版皖人汪孟邹的出品，先是民国旧版书的森森气息把我的神情给吊起来了，再就是胡适用笔讲话的口气平实又真挚，亲切的语气又让我放松。上中学多有鲁迅的文章做教材，老师讲着都颇费力。1975年左右读新出版的鲁迅各种单行本，一律是雾里看花，不得要领。可胡适的叙事风格通俗明快，好像和我的性情有很亲切的天然联系。他的母亲是小户人家出身，高攀嫁与做官的铁花先生当续房，独子才四岁丈夫就去世了。为了胡适将来能继承家业有地位，也为了自己如遇场面不自卑，便把自己从丈夫那里学会的千余个方块字，又转教于幼年胡适。“从古文人得功于母教者甚多，欧苏其尤著者也。”(《随园诗话》)往下是胡适又续显例。郭沫若的《少年时代》讲到性的萌动，喜欢偷看年轻的嫂嫂，最让少年读者会心，胡适也讲他在上海求学时性的不自觉，以及初做教员而夜醉入狱受禁闭的荒唐，他的悔过是很真挚的，仿佛那一刻有壮士断腕的气魄在。我一直都没有读过《饮冰室文集》，但从他的传记和近代史资料中，佩服梁启超的文章。《四十自述》里，胡适归纳了梁任公及其文章的地位，我则觉得仿佛胡适是得了他的文字真传。当代邓拓的《燕山夜话》，则好像又传了一点胡适作文的风气。胡适是学者，他的文章，一句是一句，意思如大家书法，笔笔都送到了位。我要写文章，不可不抛弃时风之弊，不能一味追求口气上的霸蛮和所谓的批判精神。平淡中蕴藏一种内秀的含蓄，这样有太极拳一样的张力，和读者亲和才更有味。那时候，每时都在看没看过的书，但胡适的《四十自述》在语言风格上给我留下了很特别的记忆，我甚至认为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小册子也是这样的叙述风格，而陈伯达的鼓动性的小书，许多地方，任性而拗口。

再读胡适就有点急用先学的传奇色彩了。我看了那么多书和资料，就不想白读一场大学。从三年级开始，模仿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构思了还未见出版的《中国学生运动史话》。这期间，1981年是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为了和台湾的学者当面交流，章开沅教授作为多卷本《辛亥革命史》的主编，且得武昌首义的地理之便，和胡绳、刘大年等组团赴美国参加学术交流。章先生回来，在一个小教室作报告，讲美国之行的观感。他有两点很有意思，也流露出他本人的真性情。他说这次住在费正清家里，费身体不好，每天要早睡，雷打不动，靠早起做学问。费家有台洗衣机，他亲自教章先生如何使用。还担心章先生出门坐公共汽车不习惯，章则告诉他，只要在武汉挤过公共汽车，走遍天下无敌手。还有，他看到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全是开架借书，对学生也一视同仁。章先生就力主华中师院的图书馆可先行一步。他虽然只是历史系系主任，还没有当上校长呢，但这时他的影响力已足够大。跨过年头，校图书馆果然实行了开架借书。章先生的名言是：图书被盗被损坏，没有总体上受益的结果大。于是在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这一届同学破天荒享受了校图书馆开放式的服务，而我头一次直接深入书库里，轻而易举，寻出的就是亚东版的《藏晖室札记》和澳门一间图书公司刚出的《知堂回想录》。《藏晖室札记》被胡适后来改为《胡适留学日记》，它果然不负我特地要读它的期望。它和《四十自述》正好是对接的，胡适考上庚款公费留美，先在康奈尔大学习农科，虽然越来越觉得不对自己的口味和脾气，但一刻也没有消停，当时正值美国总统换届选举的关头，胡适天天朝外跑，现场观察并听演讲，晚上再把白天对美国社会的具体感受记下来。他认为只有观感和印象不行，还要写成文字的东西，这个过程就是自己整理和思辨的劳动，记下来才有心得，才算物化了。脑子好的人往往精力也过人，胡适后来写日记，常常就是独立成篇的一个问题的短札。其中貌似不相干，但年轻人思考的无厘头放野马，趣味多多。我觉得模仿着他的日记，举一反三写自己的日记，肯定是训练做学问的最佳途径。我把这一思考，特地写在了《燕山夜话》的扉页上。当时有本火爆的杂志叫《演讲与口才》，我写了一小篇《胡适与演讲》，立即被采用了。但是，我当时对胡适，是全然把文字与个人分开来看的。事实上这不可能。今年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马英九亲自出席“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研讨会，由此我觉得，包括我们纪念鲁迅等人，两岸对那段历史的回顾和研究，还多被政治的框架拘束了。

大学刚毕业，又看到了华东师大内部出版的唐德刚为胡适做的口述历史，但我没有再继续保持对胡适的关注，工作有为了谋生的具体任务之局限后，想和读大学时漫无边际阅读是不可能了。这也恰恰是最怀念大学读书的无限风光和自由自在处。但是我庆幸在自己最需要读胡适学习胡适的时候，我的如兄长一样的郭老师，给我提供了最适合我阅读的胡适的文本，初步训练了我写文章的方法；章开沅先生大力推动学校图书馆开架借书，我得以早早读到胡适的日记，让常人看来是老虎吃天而无处下口、且极容易成为空谈的学问，有了绵密如农妇纳鞋底和巧女绣花一样的具体的下针脚处。胡适早已成显学了，我没有再买他的来往书信集，也没买他的多卷本日记。但我有本简明的《胡适年谱》，有内地本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如果我能遇到胡颂平的十卷本《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肯定要拿下。胡适不仅学问好，人格气象也颇显丰满。他的夫人也是母亲送的“礼物”，但他有阿Q精神。该调皮的他调皮了，还声称要收集全世界“怕老婆的故事”。我想真有人在人生的苦累、辛劳与幸福交织之下，能完成他这个未竟的课题，就像“我的朋友胡适之”坚持不懈，常年梳理《四百年间〈水经注〉整理小史》一样，那也的确很有趣。